来源 上海美国研究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近日在《大西洋月刊》网站撰文称，民主党进步派（progressive）和中间派（centrist）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而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则更为复杂。

　　文章摘要如下：

　　进步派与中间派在外交

　　政策上的立场有相似之处

　　对于试图弄清特朗普离任后美国将何去何从的人来说，正在进行的民主党初选提出了几个问题。美国正面临一场新的外交政策革命吗？一位进步派总统会打破冷战后的共识吗？如果下一任总统是民主党的中间派，比如乔·拜登（Joe Biden）、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或艾米·克洛布彻（Amy Klobuchar），民主党内部是否会出现围绕美国战略方向的斗争？

　　在整个初选的过程中，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独特而进步的外交政策，主张削减国防预算，结束军事干预，改革全球经济，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抗威权主义和腐败网络。理论上讲，二人的观点与中间派非常一致（尽管二人在竞选过程中的言论并非如此）。

　　如果你把任何一位候选人所写的外交政策文章中的作者名字去掉，你很难发现这些文章的差异。所有候选人都希望看到一项由价值观驱动的外交政策。他们希望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致力于维护美国的同盟关系，并将反腐败置于竞选活动的中心。

　　进步派和中间派在外交政策上的大多数分歧似乎是态度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进步派可能会把气候变化视为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中间派则更有可能把该问题排在前三位。但排名真的重要吗？两大阵营都打算在环境问题上做出努力，而且都不希望为了换取中国的合作而向中国做出地缘政治上的让步。

　　进步派似乎对贸易和全球市场更加怀疑，但正如奥巴马政府官员珍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中间派也在认真考虑从新自由主义对外经济政策转向一种让国家在投资和产业政策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政策。

　　进步派与中间派的分歧所在

　　然而，进步派和中间派会在一些领域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

　　首先是国防预算。进步派希望立即削减大约12%的国防预算，并认为美国应该寻求军事上的充足性，而不是军事上的主导地位。实现国防预算大幅削减可能是进步派政府初期的优先事项，原因之一是他们需要资金来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内计划。

　　中间派也希望削减国防预算，但他们首先提出了“美军是否足够完善”的问题。他们认为，如果美军正确地进行现代化和改革，可能会节省开支。面对成本和效率之间的权衡，中间派每次都会选择效率。他们认为军事上充足性的概念是模糊和不充分的，美国必须始终寻求并保持对其对手的显著优势。

　　其次是动用武力。进步派认为，美国必须结束针对恐怖主义网络的“影子战争”，把打击恐怖组织更多地视为需要与盟国进行深入、有组织合作的执法问题。如果美国必须实施打击（这应该是极少见的情况），总统应该与国会协商，将该决定视为例外而不是规则。桑德斯会把武力威胁从谈判桌上拿走，而沃伦会把它视为最终手段。

　　中间派则更有可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保持适度驻军，以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他们也更能接受用无人机打击恐怖主义网络，或者愿意在与伊朗或朝鲜的谈判中使用武力威胁。

　　最后一个存在实质性分歧的领域是地缘政治。进步派通常避免讨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竞争，更愿意关注经济和政治领域，包括打击虚假信息、腐败和对自由规范的侵蚀。

　　中间派同意所有这些观点，但他们会更加强调维持亚洲和欧洲的权力平衡，包括深化与法国、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安全合作。在遏制中国海上扩张主义方面，中间派对风险的容忍度更高，而进步派更有可能规避风险。

　　所有这些外交政策上的分歧都值得注意，但并不构成世界观上的根本冲突。人们很容易想象，一位中间派总统听取进步派的意见，采纳他们的某些优先事项（尤其是在打击腐败方面）。同样，一位进步派总统在对恐怖分子使用武力方面可能采取务实的方法，甚至可能支持国会通过新的武力授权法案。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候选人之一伯尼·桑德斯

　　候选人的个人信念有影响

　　候选人的外交政策纲领之所以如此相似，是因为他们的顾问要让纲领相似。候选人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在备稿演讲所说的东西是个未知数，但需要记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总统的冲动、气质、背景和观念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事，但这些范围内的行为差异非常重要。候选人的个人信念可能揭露一些信息。

　　如果桑德斯当选，他不太可能主动寻求颠覆美国的全球角色，但他自己以及他最亲密顾问的直觉，将决定他如何应对作为三军统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最近几周，桑德斯和他的竞选团队成员发表了一些言论，表明他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偏离其他候选人的政策，偏离他之前的立场。

　　例如，他可能不会做出军事威胁，除非某个国家直接威胁美国；他肯定会改变美国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政策；在处理与政府右倾的美国盟友的关系时，他可能会遇到困难，包括与英国就脱欧问题、与澳大利亚就气候变化和反恐问题、与日本就中日地区安全竞争问题产生分歧。

　　其他候选人的世界观也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竞选期间没有发表太多关于外交政策的看法，但他在过去20年作为商人和市长的言论表明，他更倾向于与中国等国合作，对从中东撤军也没那么感兴趣。与其他候选人相比，布蒂吉格在竞选过程中一直采取更强硬的对华立场。

　　竞选的重头戏马上要开始了。随着候选人占据中心舞台，有关进步派外交政策如何偏离中间派路线的辩论正失去重要性。现在是时候关注候选人的个人信念和背景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细节了。你会发现不同候选人的差异突然变得比以前更大了。

　　本文编译自《大西洋月刊》网站文章The Real Progressive-Centrist Divide on Foreign Policy，作者为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译者：沈凯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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