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火葬场超负荷,人们在后院和路边处理尸体
猝不及防的疫情面前,对很多印度人来说,连体面地送走亲人最后一程都成了一种奢望。
当地时间4月23日下午,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呼吸困难的病人排队在分诊台等待一张病床,已经病逝的患者也在公墓门口等待一个焚化炉。
在当地公立的C V Raman Nagar医院,一位工作人员将尸体移交给家属时告诉他们,如果选择附近的电动焚化炉进行焚化,要等上18个小时,因此他建议土葬,“这样半小时就能完成,只需多花5000卢比”。但对印度教徒来说,火葬是一直以来的传统。
这家医院附近的Kallahalli公墓,由于新冠逝者在电动焚化炉前排队,所有非新冠死者则被放在室外的开放式焚烧区进行焚化。负责人巴斯卡(Bhaskar V)告诉《凤凰周刊》,“我们本来只有四块用于焚化的石板,现在多开辟了一块,还在地上焚烧了一些尸体。我从没经历过如此忙碌的日子。”据统计,当天班加罗尔有190名新冠患者病逝。
◆班加罗尔的Kallahalli公墓。摄影:Prabhu M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周左右。4月21日,《印度斯坦时报》记者Arun Dev探访了班加罗尔的四个火葬场,并在推特上发布了他的经历:“焚化炉和工作人员因为长时间的连续工作已经到了极限,每天工作16-19个小时,但救护车仍然在外面排着长长的队伍;其中一个火葬场每天最多只能焚化16具尸体,但最近每天焚化的数量超过了25具;工人们担心,因为不停歇工作,焚化炉可能会出现故障……”
为了应对这种紧急情况,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政府宣布,允许民众在符合健康指南的情况下,将死者的遗体火化或埋葬在自己的农场、土地或后院。
北部一些城市的情况更为严重。在古吉拉特邦、北方邦等地,由于火葬场的焚化炉排队时间太长,出现了尸体在空地甚至路边被焚化的情况。在古吉拉特邦的苏拉特,由于焚化炉没有时间进行冷却,一个炉子内部的铁架融化了。
不少外媒称,火葬场当天处理的尸体数量远超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
◆在公墓空地上新增的焚化点。摄影:Prabhu M
截至目前,印度的新冠死亡病例已经上升到19.2万,4月24日的死亡人数为2761人;确诊病例总数达到1695万例,连续三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万例,其中有267.4万人正在接受治疗。截至4月23日的数据显示,只有6.18%的患者在接受呼吸机或氧气支持。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患者正在家里自行隔离治疗。从去年开始,印度的新冠治疗指南就规定了,无症状、轻症的患者有条件时可以居家隔离,6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需要经过医生评估,只有少数有特殊疾病的患者才不能居家隔离。
医疗资源的缺乏,让印度不得不选择上述方案。而由于政府忽视预警信号、医疗资源准备不足,加上居家隔离的执行难,印度在面对疫情反扑之时措手不及。
为了一张病床跑了40家医院
足足九个小时。为了让93岁的祖母分到一张病床,36岁的软件工程师拉凯什(Rakesh Somaiah)4月23日早上7点就来到班加罗尔的宝灵医院,直到下午4点才等来床位。此刻,祖母的血氧饱和度已经降到52%,命悬一线。
和他们一起排队的还有另外三位新冠病人,一个胡须花白的男子戴着口罩艰难地往外呼气。护士在分诊台后,拿着材料判断这些病人是否需要入院治疗,过了一会儿,一名医生走出来说,没有床位了。
一位家属说,病人的情况正在持续恶化,来这里之前,他们等了三天才拿到核酸检测结果。“甚至没有人给我们打电话通知结果。他们三天后才把结果贴在检测中心外面的告示牌上,显示是阴性。但后来CT扫描的结果显示,他的肺部已经受到感染。我们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还以为这不是新冠。”这位家属说。
拉凯什的祖母也有着类似经历。从昨晚7点开始,拉凯什经历了噩梦般的20小时。当时,祖母突然感觉呼吸困难,伴有低烧。他打电话叫救护车,但对方称必须确认已预订上床位才肯接收,而当他拨打政府热线试图寻找床位时,根本没人接听电话。“我至少打了100次政府的新冠求助热线,但都没有人接听。”拉凯什告诉《凤凰周刊》。
他只好开着车,载着祖母一家家找医院。他们先来到附近的北班加罗尔医院,被告知做新冠核酸检测需要48-72小时才能拿到结果,于是他们选择了快速抗原测试,结果显示为阴性。拉凯什和家人松了一口气,认为祖母可能并非感染新冠。
但祖母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拉凯什想到,一周前祖母曾去过姑姑家,而姑姑已经确诊了新冠,那祖母应该是感染了。他开始四处寻找空病床,在来宝灵医院之前,他们已经跑了近40家医院。“从私人连锁医院到疗养院和公立医院,都只有一个答案——没有床位。”拉凯什说。
在宝灵医院,祖母先被送进急诊病房。CT扫描和X光显示,她确实得了新冠,而且感染到了肺部。在急诊室,她被给予氧气支持,但血氧饱和度持续下降。这时,新冠病房仍然没有空床,下午三点半时,她被转移到了分诊室继续等待。
◆宝灵医院分诊台前等待的患者和家属。摄影:Prabhu M
在政府的实时床位公示系统中,宝灵医院有5张空床,但护士说,这是由于最新数据并未得到更新。她给了家属几个其他医院的电话号码,建议他们自行搜索。
拉凯什很害怕。他担心自己也感染了病毒,而家里还有小孩。尽管印度政府的数据显示,仍有20%以上的床位,但大部分患者仍遭遇一床难求的困境,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入院接受治疗。
据《新印度快报》报道,由于班加罗尔的床位紧缺,病人正在争相预订约150公里外的迈索尔医院的床位,导致那里的死亡人数快速增加。
◆宝灵医院太平间,门口停放的救护车。摄影:Prabhu M
“连检测都这么困难,住院会遭遇什么?”
从数据上看,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情况比班加罗尔更为严重。疫情的迅速恶化,让在新德里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普拉纳夫(Pranav P)很是意外。就在今年年初,他还觉得疫情有所好转,印度整体死亡率很低,疫苗也开始普及了,“事态早已过了最严重的时候”。
但当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之后,他不再这么想了。出现症状后的最初几天,他发了低烧,不停出汗,全身疼痛,“眼睛也疼,咳嗽的时候感觉骨头都跟着疼”。他平日有健身的习惯,没想到自己的症状会这么严重。现在,他独自住在家里的二楼,父母住在楼下,每天给他送饭。
一个月前,普拉纳夫的女朋友感染了新冠,她在新德里一家NGO工作,检测出阳性之前,曾去过中央邦出差。她的妈妈是护士,就在家里照顾她,十四天后她痊愈了,核酸检测显示为阴性。当晚,他们见了面。
他觉得,既然女友核酸检测为阴性,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而新德里的情况从那时起急转直下——4月11日当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万例,目前增加到了2.4万例。
过去一年,普拉纳夫都在家里远程办公,每隔三四天才去一次市场。虽然他会戴好口罩,但经常会遇到不戴口罩,甚至咳嗽的人。“我可能是在市场被感染了吧。”他说。
4月19日,他在工作时突然觉得有点喘不上气,于是决定去做核酸检测。他的家住在德里东南角的卫星城大诺伊达,这里在行政上隶属于北方邦,但因为距离新德里城区较近,很多人都在新德里工作。
他联系了几家私立检测机构,被告知没有检测试剂了,于是只能去公立医院碰碰运气。他前后找了两家公立医院和一家私立医院,排队的人都在50人以上,非常拥挤。
普拉纳夫害怕,在这样的环境里就算自己是阴性也会被感染,于是打道回府。后来通过家人介绍,他来到另一家公立医院,在那里排了一个小时队才检测完。排队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人看上去就是生病的样子,“眼睛很红,很疲惫,还咳嗽”。因为不停地有人托关系插队,队伍中还爆发了争吵。
他被告知,检测结果将在24-48小时内用WhatsApp发布通知,但他至今也没收到报告,最后通过熟人打听才知道结果。这时,他的嗅觉已经丧失,血氧饱和度也一度降到88%,身体也极度虚弱。
即使检测结果为阳性,依然没有任何机构的人联系普拉纳夫,检测当天,还是他主动去新冠求助柜台,要求医生开药。如今他每天要吃八种药,好在烧已经退了,身体也恢复了一些。他打算,等彻底好了去私立医院检测,“在那里至少能拿到阴性证明”。
回想起一周前,他仍然觉得沮丧和生气。“连检测都这么困难,你可以想象如果住院的话会遭遇什么!”普拉纳夫向《凤凰周刊》表示,说不定街上很多人都感染了,但他们根本不会花三四个小时排队做检测,更不会去医院,只会买些退烧药继续生活。
第二波疫情全家感染案例增多
普拉迪普(化名)一家生活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安哥拉(Ankola)小镇。小镇地处印度西海岸,面朝印度洋,距离印度旅游胜地国安邦不到一百公里。
半个多月前,他和家人们都确诊了新冠,无一幸免。疫情初期,他所在的县受影响较小,第二波疫情冲击前,当地民众的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他的家里住了六口人,除了做摄影师的弟弟偶尔会去附近的卡尔瓦尔市区工作,其他人几乎从不离家。
4月初,普拉迪普从自己工作的贝尔高姆县返回家中,发现弟弟和父亲发烧了。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感染了新冠,直到第二天,他和母亲、妻子陆续发烧,弟弟和父亲出现了高烧、咳嗽等症状,他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并将父亲和弟弟送到了镇上的公立医院。
但医生并没有对他们进行检测,只是开了一点对症的药,让他们吃上三天,如果没有缓解再来医院。三天后,父亲和弟弟的症状不仅没有缓解,甚至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于是一家人再次来到医院做核酸检测。三天后,检测结果显示,一家人都是新冠阳性。父亲和弟弟被收治进医院,而他和妻子、母亲因为症状较轻,被建议回家隔离。
“当时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选,我们乘坐公交车回家。”普拉迪普告诉《凤凰周刊》。又过了三四天,弟弟和父亲的症状有所缓解,也回了家。
现在,他们一家六口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妻子和母亲还要照顾不到一岁的儿子。普拉迪普没给儿子做检测,他心里明白,孩子大概率也是阳性,但至少目前症状不算严重,因此他不想再给乌云密布的家增添一重阴影。
普拉迪普家的情况并非特例。与第一波疫情不同,印度医疗人员发现,这波感染高峰中出现了很多整个家庭被感染的案例。在这轮疫情冲击下,卡纳塔克邦已经成为全国增长最快的邦之一,确诊病例总数接近134万例,每日新增病例也有3.4万例。
安哥拉小镇被森林和海岸夹在中间,生态向来脆弱。近年来,因为印度海军在附近建设国防基地,当地频发暴雨和洪水。普拉迪普一家的房子在两年前被洪水冲毁了,只简单补了屋顶,到现在还没完全修好。在下一个雨季到来前,他担心一家人的生活将难以维系。
雨水只是远虑,普拉迪普一家还有更要紧的近忧。一家人确诊新冠后,当地政府在他家门口贴上了通告,要求“所有新冠患者不得外出”。但当地政府不负责送日常必需品,小镇也没有相关配送服务,邻居们更是躲得远远的,他只能戴好口罩、偷偷溜出去购买生活所需。
对这家人来说,新冠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折磨,更有精神上的压力。“每天,政府基层卫生保健员都会来我们家里检查,但她从来没有问过我们的身体状况,更不会做一些建议和指导,只是对着我们拍照,表示自己来过了。”普拉迪普向《凤凰周刊》抱怨道,他的父母对此感到委屈,并质问他,“为什么要像对待罪犯一样对我们?”
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一家人也不希望外人知道自己感染了新冠。他说,很多村民也是一样,生了病就戴上口罩,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去检测和就医。
如今,十四天的隔离期已经结束了,至今依然没有人通知他们进行核酸检测,普拉迪普感觉自己基本痊愈了。但他仍然担心当地疫情的发展。在他看来,大多数人好像根本不知道新冠病毒的存在,完全没有人提起这回事。当地的报纸上,关于疫情的消息也基本上是关于首府班加罗尔,对本地情况只字不提。
“手机里尽是氧气、病床、疫苗短缺的信息”
4月19日起,新德里又宣布封城了。虽然政府宣布时限为一周,但在工程学院读大三的斯瓦尼尔(Swapnil Jha)看来,这一幕就是去年的重演,封城一定会被延长。他被困在学校附近的出租屋里,短期内不能回到20公里以外的家里。
从去年封城开始,他已经上了一年多的网课。因为疫情原因,前半年的考试也取消了,去年年底疫情好转后,学校又在线下举行了考试。今年2月新学期开始后,学校召集学生来办注册手续,按计划,本学期的实践课在线下进行,只有理论课继续上网课。于是他从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学校附近的出租屋。
斯瓦尼尔就读的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这学期有几门重要的专业实践课,如今全部转为网课。“可能直到毕业,我都只知道芯片怎么运行,却没见过它。”他苦笑说。
一年多的网课经历让他喜忧参半。好的是,他不用再每天跑去学校,节省了一些时间。但他发现,独居生活有时也很无聊,即使有很多时间用来学习,但效率很低。
去年封城后,他发现每天做饭也不容易,几个月后就放弃了,改为预订盒饭服务。虽然社交生活的减少并没有给他造成太大困扰,但他担心,如果将来需要老师的帮助,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我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他根本不认识我”。
去年解封后,他回家和父母住了几周,开学后父母也曾来过出租屋看望他。父亲最近得了肺结核,他却因为封城不能回家帮忙。受疫情冲击,在培训机构做老师的母亲已经一年没工作了,从事进出口生意的父亲收入也受到严重影响。
斯瓦尼尔本打算毕业后直接就业,找一份软件工程师的工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从大一暑假就开始实习,大二遇到疫情后,他通过网课拿到了大数据和Python编程语言的两个技能证书。大三的这个暑假,他原本打算去浦那的一家软件公司实习,但最近那家公司开启了远程办公,他觉得八成是去不了了。
从去年开始,校园招聘的机会就少了很多,而且几乎都是线上面试。“我现在已经放弃了通过校园招聘找工作,因为线上面试实在很难发挥。”斯瓦尼尔说,因为最近就业环境不好,供大于求,像塔塔这样的大公司开出的薪水也大不如前。
现在,他做好了另一手准备——申请德国的研究生,并已经在网上学习德语。“之前,读硕士是我的选择之一,但现在因为工作机会稀缺,我感觉不如趁机出国深造。”
最近,斯瓦尼尔的一个远亲去世了,也在新德里。因为疫情飙升,他连葬礼都没能参加。父母和11岁的弟弟住在家里,也几乎闭门不出。现在,一家人就等着接种新冠疫苗。
尽管有同学的母亲在打了疫苗后还是感染了新冠,但他依然希望家人尽快去打。父亲被医生建议,等肺结核痊愈后再去打疫苗,而5月之后,斯瓦尼尔也将满足打疫苗的条件。
但让他郁闷的是,社交媒体上的坏消息铺天盖地。“一打开手机,尽是氧气、病床、疫苗短缺的信息。”斯瓦尼尔说,“我真是受够了,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才能结束。”
文 / 罗瑞垚 Prabhu M(发自印度班加罗尔)编辑 / 漆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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